■紅利的分配應當適時調整，讓上繳紅利成為社會保障基金一部分

■如果過多縮減國有經濟占比，弱化其控制力，將危及中國經濟安全

■國企要不斷做強做優，必須完善法律監督、社會監督，讓改革真正惠及全民

近日，美國地標建筑——舊金山—奧克蘭新海灣大橋施工進入關鍵時期。這座大橋烙上“中國制造”的印記。承建大橋東段的正是中國交通領域國企代表——中交建設集團振華重工。經過美方計算，將項目分包給中國，美國節約了4億美元。

這是近年中國國企走出去的一個縮影。

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國企參與世界競爭并引來刮目相看之時，一些國家也意識到中國國企給他們帶來的“壓力”。

在此背景下，近來有關“國企私有化”、“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觀點此起彼伏。中國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連富說，不可否認，我們的國有企業在新的改革階段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客觀看待國企改革的成效，并對改革目標堅定不移。“改革就是要建立國家控股的具有活力、競爭力和控制力的市場主體，讓國企成為宏觀調控強有力的微觀基礎，并為惠及民生貢獻更多力量。”程連富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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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紅利蛋糕怎么分

現在，社會上存在一種議論，就是國企在經營利潤分配上，正在被卷入“與民爭利”的利益漩渦。究竟國家和企業各得多少，如何分配？

“其實，這是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一種現象，放權讓利中的利潤留成，利改稅和分稅制中的利稅合一和暫免交利，正在實施的收取國有資本收益，正是國企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前些年國企在上交了應有的各種稅收后不上繳利潤是因為國企包袱過重，從2007年開始上繳的經營收益，從剛開始的5%和10%兩檔，上升為10%和15%兩檔。國企上繳利潤的變化，正好體現了國企在體制改革中的漸變過程。

改革的過程，也并非是一帆風順，盡善盡美。“眼下，我們需要討論進一步提高上繳利潤的比例。”程連富指出，“正因為有15%的限制，效益好的國企被迫把利潤用于擴大生產，而有的并不是需要太多資金的領域則形成重復建設。”程連富指出，此外，央企老總薪酬設定要更為合理。“按照規定，企業老總年薪現在平均為稅前58萬元。這個數字還是較高的，因為這里面還不包括期權。“正是因為上繳利潤比例偏低，引起各界對國企發展與民生無關之說的泛濫，“國企與民爭利”的論調頻頻出現，這都對國企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就有關問題，許多地方也開始進行積極探索。重慶已確定，到2015年，國有企業如果利潤有500億元，應該繳納30%的真金白銀到財政，讓財政為全民服務，也就相當于實現了這個概念。

在改革的探索中，也有人主張激進的私有化，把國企的股份直接分給百姓。“無論是從國外教訓還是從中國國情看，這種觀點的錯誤顯而易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說。

眾所周知，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實行的“休克療法”，導致列寧稱之為“國家脊梁”的國有企業全部消失，整個工業體系垮掉。把國企分掉的結果，是方便了國企高管和權貴利益集團吞食國有資產，造成難以挽回的局面。

李錦表示，把國企做大、做強、做優，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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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戰線是否要縮退

國有企業改革，三十年從未停止。當前，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這也意味著改革的難度將更大，面臨的質疑也會更多。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董事長周紀昌訴說了自己作為一名央企領導的困惑——國企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大面積虧損，甚至有人形容“國企是硫酸，流到哪里爛到哪里。”經過改革，國企成長起來了，但有些人又認為“國企要退出競爭性領域”、“要縮減公有經濟的比重”。

首先，國有經濟占比多少合理？

一些人主張要縮減國有經濟戰線，甚至有人提出應學習美國將國有經濟的比重縮減到10%左右的水平。據統計，俄羅斯國有經濟固定資產的比重達到40%，國有經濟控制的GDP近50％，且在國有經濟中就業的比重達31%；此外，白俄羅斯的國有經濟比重超過70%。從發達國家看，德國、法國、印度的國有經濟比重都超過20%。“目前中國國企占經濟總量比重為30%左右，如果縮減到10%左右的水平，必將影響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對中國經濟社會安全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進一步縮減，將拉大貧富差距。現在部分私企收入差距可以達到30倍甚至50倍，因為它們有按私分配那個部分，而國企沒有按私分配的部分，因此貧富分化問題不會像私企那么突出。”程連富表示，當然，占比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關鍵國企的控制力，能否有利于社會進步，有利于民生。

其次，國企改革就要破除壟斷嗎？

江涌強調，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自然經濟必然走向集中壟斷。在當前開放的市場環境下，國外資本大量進入，破除國企壟斷，還會有跨國壟斷。因此，結果并不會使民營經濟獲利。

李錦也指出，在央企里，大多數行業是非壟斷行業。中建材的水泥生產經營便是民用產品，是純粹的非壟斷行業，是在競爭中形成規模，達到國民共進。在目前的國企，包括118個央企，完全壟斷型的行業是很少的，不超過20個企業，何況這些壟斷企業往往是既有壟斷也有競爭。即使在人民普遍認為壟斷程較高的金融行業，競爭也是很激烈的。

應該看到，由于歷史原因和自然原因，在極少數領域，國企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但是，我們不能把壟斷行業改革等同于國有企業改革，更不能說反壟斷就是要肢解國企。而另一方面，我們也須看到，反對壟斷也是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總的趨勢和改革的主要政策取向。“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應結合各方面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不斷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關于體制改革的文件便鼓勵民營經濟進入鐵路、航空、通訊等領域。還有在溫州設立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試驗區，也是打破壟斷的改革嘗試。”程連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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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怎樣惠及全民

壟斷不是國有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不是說國有企業不存在其他問題。應該看到，企業管理結構問題、激勵機制問題、公平合理分配問題，都是國有企業需要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招商局集團原董事長秦曉稱，中國2011年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30.6%；而在2011年，美國四項支出占比為52%，日本為63%，北歐更高。他認為，國企上繳紅利納入公共財政是必須做的，而且要加大力度。不僅僅是紅利，而且要把資產和收益納入到公共產品的資源當中。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不久前曾表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涉及上百萬億資本的所有制改革問題。改革必須學會設定底線和目標。”他談到，中國國企上繳的利潤應該成為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設資金、醫療保障基金。挪威、阿聯酋都是這樣，這些國家把國企的資金作為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進行世界性的投資。所以可以看到，其國民的人均GDP很高，這些基金是主要的貢獻方之一。

對于國企改革的方向，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指出：“改革的方式需要一個轉變，這就是在國有體制下，依托資本市場對這些企業直接進行市場化改造，通過上市實現公眾公司改革。具體地講，直接依托資本市場對國有大企業進行公眾公司改革。”

江涌則指出，這個過程不是私有化，而是社會化、國家化。“要形成兩個約束，用國家權力和社會名譽來約束企業的‘錢’，使之真正惠及全民、惠及國家和民族。”

國有企業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其收益理應全民所有。但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國有企業又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其所產生的收益怎樣歸全民所有？“公平比效率更重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指出,如果改革僅僅帶來效益，而不能帶來公平甚至要犧牲公平價值的話，這種有效率的改革措施我們寧可不要。如何使國有企業改革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我們還是應進一步加強監管，貫徹“三公”原則——公開、公平、公正。劉俊海強調，“只有回歸國有企業全民所有的社會屬性，充分體現國有企業的公益屬性，國有企業才能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基石作用。”　

（本文章摘自2012年4月18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