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頑固派發動過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變是規模最大、最劇烈、最復雜的一次。

國民黨當局敢于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既有深刻的國內原因，也有復雜的國際背景。1940年，德、意、日締結軍事同盟條約，德國勸中國與日本盡快結束戰爭以利于日本分兵南下，日本則通過政治誘降和有限的軍事進攻力圖使國民黨當局屈服，而英、美希望中國能有力牽制日本，對國民黨盡力拉攏，英國甚至重開滇緬公路運輸援蔣物資，美國也答應給國民黨政府巨額貸款和飛機。蔣介石一時感到左右逢源，“剿共”夙愿再次被強烈激發。

1月4日，遵照國民黨軍事當局的命令，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多人，從安徽涇縣的新四軍軍部駐地云嶺分三路出發向北轉移。6日，在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事先布置好的7個師8萬余人的重兵圍攻。全體將士英勇奮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2000余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皖南新四軍幾近全軍覆沒。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通令和談話，竟反誣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通緝項英，將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同時，國民黨當局乘勢調動重兵，向豫皖蘇邊區彭雪楓部、豫鄂邊區李先念部和皖東張云逸、羅炳輝部進攻。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動暴行進行了堅決斗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令和發言人談話發布后，周恩來痛斥何應欽：“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連夜驅車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處，當面提出質問和強烈抗議。當晚，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筆題詞：

“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為了使報紙突破國民黨的封鎖，趕在重慶其他報紙出版之前散發出去，周恩來命令報社將題詞刻成模板后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報紙放進鋪蓋里裝入籮筐，從紅巖后山悄悄運進城內。1月18日，重慶各大報紙都在頭版以醒目標題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面對極其嚴峻復雜的形勢，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抗日大局為重，既在政治上堅決反擊，也在軍事上嚴守自衛。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抗議其武裝襲擊新四軍的暴行。同日，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陳毅任代軍長，劉少奇任政治委員。25日，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共9萬多人，繼續堅持長江南北的抗戰。4月，新四軍又組建了中共中央軍委華中分會，劉少奇兼任書記。新四軍軍部的重建和部隊的整編，意味著國民黨當局企圖消滅新四軍的反動計劃徹底破產。

與此同時，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反復揭露和深入批判，淪陷區民眾普遍認為此次事變“不僅是國共兩黨問題，而且是民眾與反動勢力斗爭問題”，呼吁“務祈領袖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復，半數同胞，正陷水火，相忍為國，團結對外”。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發起抗議活動，聯名打電報斥責蔣介石，指出：今后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到處為共產黨做宣傳，提出營救葉軍長、反對內戰的口號。文化界著名人士鄒韜奮發表社論，痛罵國民黨頑固派是“說盡好話，做盡壞事”的無恥之徒。國際上，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不僅為蘇聯所反對，美、英等國也表示不滿。

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斂其反共活動。3月，蔣介石發表演說，“保證”決不再有“剿共”軍事行動，約請周恩來面談，答應解決國共之間的若干問題。至此，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在這一輪反擊國民黨當局的進攻中，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敢于斗爭的政治意志和維護抗戰大局的堅定態度，使人民群眾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本質，不僅破滅了國民黨當局打擊共產黨、消滅新四軍的政治幻想，而且使其不得不繼續堅持抗戰，推動瀕臨危急的國內時局重新趨向好轉。經過這一輪斗爭，中國共產黨擴大了在群眾中的影響力，爭取和團結了中間階層，提高了在全國的政治地位，贏得了民心和政治。

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穿衣吃飯始終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人民軍隊在激烈的戰斗之余，必須發揮生產隊的作用，靠“自己動手”來養活自己。

1941年，由于敵人的嚴密封鎖，加之百年不遇的旱、澇、蝗等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軍民物質生活極其艱難。為破壞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當局已完全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藥和被服等物資，同時集結重兵對陜甘寧邊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企圖“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斷絕對陜甘寧邊區的一切外來援助。據毛澤東回憶：“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面對基本生活上的巨大困難，“是餓死？解散？還是自己動手？”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要求解放區軍民積極發展生產，保障部隊供給，減輕人民負擔，達到堅持長期抗戰的目的。

1941年春，王震率領八路軍第三五九旅，肩挎鋼槍，手握镢頭來到延安東南約50公里的南泥灣。當時的南泥灣人煙稀少、河川縱橫、雜草橫生。三五九旅全體指戰員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沙柳灘上砍林開荒，開墾水田種水稻、山地種黃豆、旱地種玉米。全體將士一人一把镢頭，白天開荒地，晚上掏窯洞，困了累了，就在樹林里搭草棚休息；渴了餓了，就摘野果充饑。在熱火朝天的生產勞動中，涌現出許多模范人物。經過3年的努力，三五九旅全體指戰員將昔日荊棘叢生的南泥灣改造成為“糧食堆滿倉，麥田翻金浪，豬牛羊肥壯”的“陜北的好江南”，成為全軍的一面旗幟。

在這場大生產運動中，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各大戰略區領導人模范帶頭、率先垂范。在楊家嶺窯洞對面的山溝里，毛澤東自己動手開墾了一塊菜地，種上各種蔬菜，一有閑暇就去澆水、拔草。朱德專門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開墾3畝菜地。周恩來和任弼時不僅參加開荒生產，還抓緊時間紡線，雙雙被評為中直機關的“紡線能手”。中央領導人的帶頭行動，成為大生產運動的強大鼓舞力量，激發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深入廣泛地投入大生產運動。

各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后，軍民生活都得到明顯改善。陜甘寧邊區自1941年開始，僅3年就開墾荒地200多萬畝。1943年，根據地機關大都能自給二、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人民負擔僅占總收入的14%，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如毛澤東所講：“軍隊的生產自給，在我們的條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實質上是進步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不但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并因而能夠擴大軍隊，而且立即帶來了許多副產物”。全黨全軍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是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上的決定性環節之一，為保障我軍發展壯大、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奪取全國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為戰勝敵后抗戰嚴重困難時期、迎接新的大發展局面，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根據地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鞏固黨的一元化領導，推出減租減息、精兵簡政、貫徹執行“三三制”等重大政策，統一抗日根據地各部門的工作步調，保證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在根據地得到有效貫徹執行，更加合理地調節了根據地內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更加緊密地團結了根據地各個階級和階層。